[⑦][英]霍布斯：《利维坦》，黎思复、黎廷弼译，商务印书馆1985年版，第108-117页。

所以一部分同志，尤其是行政机关工作人员更偏向认为行政复议是完全的行政行为，可以按照一般的具体行政行为的要求处理。也就是说，行政救济尽量周延，与司法救济衔接好，这也是复议定位相关的议题。

1994年10月9日，国务院对《行政复议条例》进行了局部修改，一方面，将行政机关对土地、矿产、森林等资源所有权或者使用权归属的处理决定纳入了行政复议的范围。有人会质疑，就算是审判机关，法院的中立性都很难保证，如何保证行政复议机构的中立性？从目前看，法制办（处）是各级行政复议机关承办复议事项的机构，复议决定是复议机关首长作出的，复议机构（法制办、法制处）只是调查事实情况、承办具体复议事项的机构，没有独立性，也不能作出具有法律意义的决定。[3]第三，规定行政复议制度的规范性文件的效力层级高低不同。如果我们这样认识问题了，对复议活动性质的认定还会被牵连地遭否定么？实事求是地说，裁决纠纷就是和司法具有可比性，确实与司法更近些，说准司法何罪之有？如果说行政复议的定位为准司法化难以理解，甚至产生歧义的话，可以简单地阐释为行政复议活动以追求公正、保护相对人的合法权益为目标，而非像其他行政活动以追求行政效率为目标。[4]其中前3个条文间接而又概括地规定了行政复议的范围以及行政复议与行政诉讼的关系，第38条统一了行政复议的期限总的来说，从1978年至《行政复议条例》颁布这一时期，行政复议的立法技术日趋成熟，有关法律、法规之间也比较衔接和协调，但是由于缺乏一部行政复议基本法，行政复议制度可操作性差，行政复议案件还不多，行政复议制度不健全，行政复议功能定位缺失。

在提高复议人员待遇的同时，建立统一的行政复议人员的资格准人制度，由国务院法制机构统一组织全国的复议人员资格考试，提高复议人员的专业素质。复议组织的超然、独立，是作出公正复议决定的重要保障。董和平，男，（1963- ），陕西大荔人，西北政法大学教授。

3、在国家财政预算审查方面，人大这一职权形同虚设，人大会议期比较短，但是需要审议并作出决定的事项过多。二是从制度方面提出了民生法治化。港澳基本法是普通法律，但其承载的却是主权决断的内容，存在着主权逻辑与法律形式的背离，并在实践中以港澳基本法是否符合宪法的疑问呈现出来。从社会效用和规范评价来看，民国后期的地方立法试验已具有法制化和科学化的形式，在发挥试验性作用的同时又受到国家监控，防止国家法制统一性因地方立法试验而遭到破坏。

刑事立法直接关涉公民生命权、自由权、财产权以及政治权利之限制或者剥夺，其谦抑程度与公民基本权利的实际容量密切相关。流动儿童面临的教育困境包括：借读费过高、公立学校无法容纳、农民工子弟学校太差等。

华南师范大学俞少如副教授认为，作为社会权具体化的给付行政凸显了国家义务的丰富特质。西北政法大学胡晓玲讲师认为，执政理念和执政方式对于执政者是否拥有执政合法性休戚相关。在判断是否与上位法原则抵触时，除应具体考量每个上位法的具体原则外，还应考量上位法意图在全国建立最高、最低标准或统一标准。其改革进路在于：强化财政支出与社会保障之联动机制。

第四个是进行了初步的宪政实践。以博弈论为视角，税收是零和博弈，但是合作博弈的非均衡赛局。二是保障阶层对话为培育政治共同体的构建提供基础。江西财经大学法学院刘国副教授认为，转型期社会情势的复杂性与变易性使其异于常规社会，转型期的社会关系变动、社会制度变迁、利益和矛盾冲突都对释宪机制提出了异于常规社会的特殊要求。

国际关系学院肖君拥副教授认为，尽管孙中山"均权"思想被标为"失败的遗产"，但仍对当今处理中央与地方关系具有以下启示借鉴意义：一是科学配置中央与地方治权，实施行政改革。其基本思路是：在保留现有释宪机制基础上，适应转型社会的特殊需要，建立一种常态释宪机制，形成常态释宪机制和原有全国人大常委会的非常态释宪机制并存的二元释宪机制格局。

二是经济生活已经市场化，但政治生活仍然计划化。烟台大学法学院杨曙光副教授根据自己的法院工作经历，结合工伤认定法律实务问题，围绕对"途中工伤"认定的指导思想、法院认定的出发点、立法者的思考角度和宪法学者的思考方式逐层深入展开。

纵观西方民族国家建立和发展史，民族主义是民族国家权力构造和治理模式的观念渊源。执政党的权力观不是一成不变的，法治时代执政党的权力观需要"与时俱进"。基于以上共识，10月22日至23日在西安召开的中国宪法学研究会第一次会员代表大会暨2011年年会将会议主题确定为"中国社会变迁与宪法"。她认为宪法制约刑法的具体途径包括平等原则、合宪性解释、罪刑法定原则、宪法权利、违宪审查制度。恰恰相反，证据显示宪政主义能否在某一国家或地区得以发扬光大，更多地取决于政治因素，以及战争、外国干预等历史事件的偶然影响，而不是取决于文化与价值观。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法学院王锴副教授指出，地方立法权的来源在理论上不明确，认为地方立法权应当来自地方的自治权，而且将地方立法权定位为行政权也是不妥当的。

陈弘毅教授认为，对于宪政主义在亚洲的前景，和它在亚洲疆域的适应能力可以提供一个审慎乐观的视野。关于社会转型期间释宪机制的创新。

大连海事大学法学院杨晓楠讲师认为，刑法与宪法的关系有二，一是保障关系，二是侵害关系。山东大学法学院姜峰副教授指出，与对基本权利的大量研究文献相比，"宪法义务"长期淡出学界主流视野。

二是匹配财权与事权，完善财政税收管理体制。河南中医学院乔飞讲师认为，古代以色列的宪政思想比古希腊要早得多。

第二，修改宪法第三章，国家机构部分的第62条，明确人民代表大会的税立法职权，以体现税权民主。南京大学法学院赵娟教授通过分析2011年美国联邦最高法院Ｊ.D.B.诉北卡罗来纳州案，系统论证了未成年人嫌疑人的年龄应该成为拘留状态分析的要素。如此，方能增加规范审查权力运作的人权保障之维。以产权理论为视角，税收源于产权的私有，并促进宪政的萌发，同其他财政征收方式相比，税收是效率最优选择。

香港回归以后，由于《基本法》及《议事规则》的限制，立法会在公共财政方面虽然手握否决权，却几乎不拥有提案权，其修改权也受到很大限制。香港城市大学中国法与比较法研究中心王书成研究员认为，信访的立法发展过程反映了其逐步制度化的法治进程，但实践中制度化进程也逐步暴露了信访在制度上的方向偏离，并没有在根本上达到维护社会稳定、保障公民权利的目的。

三是加快中央与地方关系法治化建设。具体到中国的宪法实施，宪政尚未成功，同志仍需努力，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其中一个不可或缺的元素即是宪政的建立。

他认为，当代社会转型期，应在法治框架下配置、细化、实现民生保障国家义务的基本理论，在法学界已达成的民生法治与民生权利共识基础上，促成民生国家义务共识，为民生问题的法律解决提供具体有效、操作性强的理论指导。第三，修改宪法第一章，总纲部分的第13条，明确税负公平原则，在宪法修正案第22条即宪法第13条后增加一款："赋税应依据法律规定在全体公民之间按其能力平等分摊"。

近代中国的国家改革曾在不同程度上利用地方立法试验，从时间上可以分为清末时期、民国前期和民国后期三个各具特点的阶段。广州大学蒋银华副教授根据近几年的社会变化与发展，在对规范的妥协性追根究底的价值判断中，提出了国家对民众义务的思考，并且由国家权利到国家义务再到人权作了简要叙述。由于如今政府往往扩大公民的义务，缩小公民的权利。第三个是为我国制定了一部比较好的宪法，经过长期实践，现行宪法是比较好的宪法。

二是应该强化法院与律师在刑事诉讼过程中的权利与责任。因此可以预见，随着政治改革的逐步推行，立法会的影响力将会进一步增强。

武汉大学法学院江国华教授认为，刑事立法愈谦抑，公民基本权利被限制或者被剥夺的概率就会愈低，其实际容量就愈大。君王、祭司、先知、百姓行使权力必须在法律之下，法律具有至上权威。

我们从清末开始就一直在努力实现一个以宪法为基础的治理模式。确认社会保障与财政支出的价值联动机制。